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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友媒”《联合早报》的中国道路
              Դ 未知 2019-12-10


      《联合早报》对中国经常持“建设性批评”的态度。图为2008年8月9日出版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以大幅照片和通栏标题报道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盛赞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光彩照人”。 (新华社记者 郑晓奕/图)

      早报对中国的报道中常常立足于“建设性”批评,而非像西方媒体对政府常常持怀疑态度。在上要保留“独立的认同”。

      早报记者和编辑当然对中国也有不适应、看不惯的时候,例如有早报记者会非常抗拒采访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酒宴,以及采访活动时的车马费。他们也会对中国三公消费的数字感到震惊,觉得贪腐程度怎么能到这个地步。

      早报的高层认为,早报在中国市场体现出来的价值,更多是源于中国言论空间的现状,给“严肃的”第三方媒体提供了机会。

      作为“国际友好媒体”,新加坡《联合早报》(下简称“早报”)是少见的、几乎在所有重要场合都能获得“露脸”机会的媒体。

      仅从2010年到现在,每年全国的总理记者招待会,早报记者总会从数百中外媒体中脱颖而出,得到提问机会,问题涉及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社会公正、“十二五”规划等。

      在主持的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上,拿到提问机会的早报问,中国为什么反复提到体制改革?推进政改的难度在什么地方?作为2013年的压轴大戏新总理记者会,早报又被第一个点到向新总理李克强提问。

      在2008年“3·14事件”和2009年的新疆“7·5事件”中,中国政府首批邀请前往现场采访的外媒中,都有早报,而2011年重庆李庄案庭审时,早报则是当时唯一获准旁听的外国媒体。人们不免好奇,作为外媒的早报为什么能在中国受到官方的如此青睐?

      当这个问题在早报新加坡的办公室被笔者反复问到时,早报高层不同人士都会立刻坚定明晰地表示,早报是一份新加坡的报纸,报道中国是站在新加坡人的角度,用“第三只眼”去看。

      “我们要非常明白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在任何时候想要变成是中国国内媒体的其中一员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在记者会上发问的机会。”早报现任总编吴新迪告诉南方周末。

      吴新迪把早报的距离称作是“既远又近”。多次对中国总理发问的早报前驻京记者韩咏红解释说,“我们是一个旁观者,但又不是距离很遥远、跟中国文化完全相异的旁观者,我们还是有共通点。”

      “既远又近”的距离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拿捏。早报刻意保持的这种距离也不能让所有中国读者满意。他们经常在网络上表达对早报立场的不理解,甚至在感情上的不能接受。新加坡学者吴元华指出,中国网民“动辄责备新加坡过于甚至,是因为他们把新加坡华人看成自己人,认为他们应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问题”。

      大部分中国读者可能不知道,早报全称“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由两份华文报纸《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发展而来。1980年代,由于懂华文的读者减少,新加坡政府决定将两份华文报纸合二为一,避免资源重叠浪费和恶性竞争。1983年3月,两报合并,“联合早报”诞生了。

      据曾任早报总编辑18年之久的林任君介绍,“南洋”和“星洲”两份报纸1920年代在新加坡成立时,曾是典型的侨报。它们把中国新闻称作“祖国新闻”来报道,并与中国政界、报界和文化界的重要人士来往密切。当时《南洋商报》的总编辑胡愈之是周恩来介绍过去的,而《星洲日报》的名字由蒋介石题写,主笔也是蒋推荐的。

      1950-1960年代新加坡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本土意识开始抬头,华侨意识逐渐淡出。为了“避嫌”,华文报也要有意识地切割和中国的关系。中国的新闻不再被当作祖国新闻处理,而终于变成了国际新闻的一部分。

      “新加坡在东南亚是异类,是外来移民组成的国家。在冷战期间还曾被称为第三中国。如果新加坡和中国关系过密,会引来邻国的猜疑。所以要保持距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终身荣誉教授、知名学者郭振羽这样解释新加坡政府的立场。

      在早报1983年的创刊号上,编辑部给“本报同人”的一段话里,指明“报纸鼓励公正的公众和批评,但绝不为任何个人和集团利用,因而损及国家与社会整体的利益”。这里的“国家利益”,已经是鲜明的新加坡国家利益。

      一方面要在报道角度上和中国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在报道方式上,又不完全认同西方的新闻模式。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把这种立场归纳为“负责任的新闻自由”。这可能就是早报获得中国政府青睐的秘密。

      这种新闻理念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价值观不无关系。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媒体的底线是:新闻自由必须服从于新加坡的完整统一和民选政府的主要意图,而不能像西方媒体那样对政府“发号施令”。在多个场合,李光耀都明确强调,新加坡的媒体,不是西方社会中与立法、司法及行政并列的“第四权力”。他说,新加坡政府是民选出来的,因此必须对民众负责,而媒体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林任君分析称,必然会导致两个极端现象的出现,一个是“绑得太紧”,一个是“放纵无度”。“绑得太紧”是说媒体受指令性思维主导,“什么可以报,什么不可以报,或者如何报道,口径如何划一等,一切根据指令行事”;而“放纵无度”,则指的是新闻报道为挑战权威而挑战,放大争端,或者以满足知情权为借口,追求煽情刺激。

      这两种是新加坡媒体认为的极端现象,都不会被采用。“华文世界需要的是平衡、可持续的媒体。”林任君说。

      正因如此,早报对中国的报道中常常立足于“建设性”批评,而非像西方媒体对政府常常持怀疑态度。“早报的做法基本和(新加坡)政府一致,文化能够和大中华文化圈互动,但是在上要保留独立的认同。”郭振羽说。

      此外,早报的媒体人也向笔者强调了对中国的某种“同理心”。例如,在理解中央总习在闭幕时讲话的时候,早报会更关注他所说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老实说,在一些价值观上面,我们接近中国的价值观多于西方价值观。比如,我们觉得可能要先有温饱,才有自由。”当时在现场采访的韩咏红这样解释。

      常年在中国采访的早报记者会通过经验总结出对中国报道的空间和底线,比如关于中国高层核心敏感的人事变动,就不会指名道姓地去触碰。

      早报关注中国的记者和编辑当然对中国也有不适应、看不惯的时候,例如有早报记者会非常抗拒采访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酒宴,以及采访活动时的车马费。他们也会对中国三公消费的数字感到震惊,觉得贪腐程度怎么能到这个地步。

      “用一些方法让中国看到它和国际社会的差距,尽量可以把问题在哪里点出来,让它可以去靠近这个,会好过你把它排斥在外的态度。”韩咏红说。总编吴新迪更愿意把这个说成是“站在一种愿意给中国政府提供建设性批评的角度”,因此相信中国政府也能意识到,这样发出声音对它们也是有用的。

      1993年3月1日,早报落地北京。报纸在第二天的头版,登了一幅彩色照片,一个男人在广场上捧着早报仔细阅读,下面还附上了一段图片说明:“《联合早报》从昨天开始正式在北京多家观光酒店附设的书店销售。这是东南亚第一份获准在北京公开发行的中文报纸,也是《联合早报》开拓外国市场的一个里程碑。”

      不过由于价格昂贵,一份早报据说要人民币近20元,因此早报在中国的发行量一直难有突破。倒是1995年推出的联合早报网(让早报在中国一下子打开了局面。“有点无心插柳的感觉。”早报前总编林任君说。

      AC尼尔森的统计显示,目前早报网超过80%的读者来自中国,也正因为如此,早报网也在网络改版过程中“关照”网络使用习惯。比如去年起,早报网开始对网络用户实行收费,但中国不在收费范围之列。

      早报2003年改版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扩大了中国新闻的版面,并把它作为“早报中国”放在报纸的第二叠。同时驻中国的记者站也成为早报最大的海外记者站。同一年早报在重庆设立记者站,是第一家在中国西部中心城市设立记者站的境外新闻机构。当时的总编林任君接受采访时说,早报要在新加坡成为中国新闻报道的先驱,中国开放一个城市让外国媒体设立站点,早报自然要抢占先机。

      2006年6月,早报和重庆日报集团华龙网合作,在早报网上开通了重庆频道,一方面给了重庆向外宣传的窗口,同时也为新加坡资本在重庆投资提供了一个平台。重庆频道里,除了地方政府新闻外,还有重庆旅游历史方面的介绍。而早报网上和重庆频道并列的,还有江苏、成都常州的频道。

      当时签署重庆频道开通协议的林任君说,早报网只是为这些频道提供了一个平台,这是从广告的角度去考虑的,频道里面的内容是地方自己负责。至于早报这份报纸对重庆的报道,则完全是根据新闻价值,坚持专业精神去报道,从新闻这个层面来说,“对重庆的报道不会比对苏州的报道更多”。苏州工业园区是新加坡和中国政府的重要合作项目。

      早报目前仍是新加坡报业集团里,盈利能力第二,仅次于英文报纸《海峡时报》的报纸。虽然具体数字不便对外透露,但是早报方面的人士认为,总体来说,来自中国的收入,在早报整体收入中只占很小比例。早报网来自中国的收入相对较高,但这也还不足以使早报网盈利。林任君表示,进入中国市场对早报来说,象征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品牌价值大于商业价值。

      早报的高层认为,早报在中国市场体现出来的价值,更多是源于中国言论空间的现状,给“严肃的”第三方媒体提供了机会。同时,在这种机会中,早报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了信任,取得了能在必要时做出善意提醒的空间。

      在2012年到2013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因为自由行、“双非”孕妇以及奶粉等事情矛盾激烈的时候,早报中国组副主任韩咏红在一篇观点文章里这样写道:“一个大国崛起总是伴随着巨大的机会与压力,机会与压力是一体的两面,港台与世界其他地区在面对中国豪客时爱恨交织心情,正是上述现实的写照今天的美国已不复为世界创新思维的来源,军事实力成了它的最大资产;而中国崛起所倚靠的虽不是武力,却也不是创新点子,更不是自信心,而是银弹的力量。”

      在此次事件的报道中,早报并没有避讳描述香港民众的反弹。报道清晰地指出,内地对香港的经济支持,不是越多就越能给香港人归属感,而中国应注意自己的大中国态度。这种感觉,也是小国兼邻国新加坡时常体会得到的。

      “早报没有滥用它的特权。它不是没有妥协,但也不是没有自我节制。它总是有不同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觉得它有公信力。中国、、香港的各种意见会在早报这个平台上交汇。”郭振羽觉得,这就是早报中国报道的价值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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